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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维为中国自己政治传统中权利制衡的历史就源远流长。从泛义的制衡看,孔子2500年前就说过,水可载舟,亦可覆舟,这就是中国人的“契约论”,政府失去民心,百姓可以揭竿而起,这比卢梭的“契约论”早两千多年,对统治者是一种巨大的制衡。从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安排来看,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制衡,有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和制衡,中共中央政治局实行的是集体领导,这也是一种制衡,重要的决定需要投票,总书记也只有一票。像小布什那样一旦当选就可以随意地发动两场不明智的战争,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是难以想象的。这两场战争给美国,给阿富汗,给伊拉克带来的都是灾难。中国政治体制还包括了新型的民主集中制。一个现代政治制度不仅要能够制衡,还要能够形成共识做大事。制衡是保底的,是防止出现最坏的局面,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人所说的“下下策”,中国制度安排已经有了这样的安排,但我们还有“上上策”的安排,也就是能让优秀的政治家做好事做大事。西方制度这方面很欠缺,美国政体已经成了福山先生所描述的“否决政治”,导致了美国国力的直线下降和美国民众的利益直接损害。中国的制度安排把“上上策”和“下下策”结合起来,这对西方制度是一种超越。